作者：宋才发
哈经雄教授是当代杰出的少数民族教育学家。哈经雄教授是我国当代民族教育学科的开创者之一，在国内外声望卓著的回族学者，资深的民族高等教育管理专家。他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法学教育学专家组成员，曾担任美、日等国多所著名高校客座教授，并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书面表彰。哈经雄教授的研究和实践领域，包括高等师范教育、近当代教育家思想、基础教育和成人教育。近30年来侧重民族教育学科体系、民族教育现代化、西部开发与民族教育发展、民族高等教育改革、民族院校办学思想和民族团结教育等领域的研究。主持了多项国际合作项目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国家重点课题，主要包括中加大学巩固合作特别项目（1996—2001）（中方项目主任）、休斯顿大学中美民族教育比较研究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国家重点课题《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发展研究》和《西部大开发与中国少数民族教育改革和发展研究》等，课题成果受到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亲笔批示。其代表作《中国少数民族高等教育学》获1999年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代表作《民族教育学通论》（与滕星主编）被视为民族教育学成为独立学科的重要标志性成果之一，获得2002年北京市第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和2005年“北京市高等教育精品教材”奖。他首倡民族教育作为教育学科进入全国教育科学发展规划，他本人受教育部之托担任学科专家组组长，并长期担任中国教育学会少数民族教育分会副会长和全国民族中学协会名誉会长。2021年3月12日中央民族大学发布讣告：“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中央民族大学校长哈经雄，因病医治无效，于2021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还没有完全解除，各方面的信息来源还不是那么畅通，因而这个“讣告”直到15日下午才得以知晓，我为自己未能参加3月13日为他老人家举行的告别仪式而深深懊悔。故以自己亲力亲为的几件平常事儿写就这篇祭文，以沉痛悼念为我国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精力的哈经雄教授。
哈经雄教授为华中师范大学的发展废寝忘食。我也算得上是哈经雄教授的学生，因为我是“77级”大学生，1978年3月1日进华中师范学院政治系读书的时候，哈经雄教授就是学校教务处教务科长。由于同学们推举我担任年级学习部长，因而使我有机会经常到教务处参加各种教学活动，逐渐接触和熟悉了哈经雄科长。1982年1月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华中师范学院学报编辑部工作，1995年调到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任研究生导师。1982年国家教育部为组织撰写由邓小平、刘伯承创办的中原大学的校史；1985年华中师范学院更名为“华中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为筹备90周年校庆，决定出版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华中师范大学为中原大学的后继者之一），我因文笔比较好被华中师范大学党委和学校行政点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联合国教科文副代表、学校副校长陶军教授的带领下撰写《中原大学校史》（担任主笔）；担任《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副主编，撰写《华中师范大学校史》和编撰《发展中的华中师范大学》。1985年哈经雄教授开始担任学校秘书长兼校办主任，他不仅全心投入学校庆典工作，而且主动请缨组织指挥并完成精彩的校史展览。在这个阶段我又因写校史工作的需要，与他成为忘年之交的朋友，时不时地向哈经雄教授就学校历史发展中的一些具体的人和事向他请教。经过近距离接触，我发现他既是一位头脑灵活、博闻强记、博学多才，又兼具中国传统学者风范、待人极为和蔼热情的长者。他才华横溢、能力超强，担任过《高等教育》杂志主编，与中文系戴安康等先生一起撰写过反映董必武丰功伟绩的电影剧本《楚天风云》，1979年初在《十月》杂志发表。在此基础上他担任主笔整理出版了《董必武传》，邓小平为该书题写书名，获得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他自1962年在华中师范大学毕业留校任教之日起，在华中师范大学一直工作到1986年，先后担任过中文系党总支部副书记、系副主任、系主任和学校秘书长。在那个百废待兴、百废待举的年代，哈经雄教授为华中师范大学的繁荣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1987年他调任刚刚恢复5年的中南民族学院（后来更名为中南民族大学），担任党委副书记、院长，从此开启了他在民族高校担任领导、管理和教育工作的历程。
哈经雄校长把人才引进和人才培养摆在工作首位。1991年底哈经雄教授调到中央民族学院（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工作，1992年开始担任学院院长兼党委副书记，1995年开始担任校党委书记兼校长，1997年9月王彦书记到任，哈经雄教授又被任命为校长兼党委副书记，2000年1月他年过60岁时彻底从行政岗位卸任。哈经雄校长非常重视中央民族大学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培养，我正是在这个时期也是在哈经雄校长的任期内，于1999年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学科带头人被人才引进中央民族大学的。实事求是地说，我没有辜负中央民族大学领导和哈经雄校长的期望，我亲手挽救了曾在1997年被北京市学位委员会亮“黄牌”警告，并且已经停招两年的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学位点。作为首任法学院院长和经济法学专业学科带头人，2000年我领衔申报并获得了经济法学专业硕士学位点。2001年我在全国率先提出并经过学校和国家民委的共同努力，最终获得了在民族学一级学科名下，自主设置“民族法学专业”、“民族政治学专业”和“民族地区行政管理学专业”的博士点和硕士点，2003年实现了全国第一个“民族法学”博士招生专业招收法学博士生，这里面倾注了老校长哈经雄教授的心血和汗水。譬如，1997年10月22日中央民族大学就向国家民委请示（民大人事[1997]157号），决定“将教育部直属重点师范大学——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学科带头人宋才发教授，作为学科带头人引进中央民族大学，以作为中央民族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专业硕士点的带头人。”国家民委人事司在“批复同意中央民族大学意见”的同时，呈文国家人事部联系我一家三口人进京指标问题。由于那几年北京市城市居民户口膨胀过快，1997—1998年北京公安局户籍管理机关，基本上停止了一般调入人员进京指标的审批。为此，哈校长斡旋国家民委于1999年再次呈文国家人事部，阐明以急需“人才引进”方式调入宋才发教授。1999年8月19日国家人事部批复同意国家民委的请示报告，中央民族大学人事处于9月28日向华中师范大学签发了“关于调宋才发教授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的调函[(99)民大人商调字第035号]。清华大学为了振兴人文社会科学，把清华大学建设成为一流的综合性研究型大学，1996年启动在海内外引聘“百名人才工程”。经过调查摸底和实际考察，1999年9月17日清华大学人事处向华中师范大学签发了“关于调宋才发教授到清华大学工作”的调函[编号：99152号]。我的母校华中师范大学领导当时的意见很明确：像宋才发教授这样的人才实在难得，学校发展需要无论如何舍不得放他走。但是作为一所师范大学能够为清华大学、中央民族大学这样的“211大学”输送学科带头人也是学校的光荣。哈校长当时与华中师范大学协商的意见是：清华大学和中央民族大学哪个学校的调令先到，请华中师范大学放宋才发教授到那个大学去工作。由于哈经雄校长的努力，中央民族大学的调令先于清华大学到达华中师范大学，我最终选择到中央民族大学任职执教，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出华中师范大学，同时以资源共享的方式调入中央民族大学。我在中央民族大学度过了人生最宝贵的黄金岁月。人们常说40—60岁是大学知识分子的黄金期，因为这20年既是一个人思想和能力的最佳状态期，也是一个人出成果和干事业的最佳期。现在回过头来看，从1999年底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到2013年我60周岁的时候整整14个春秋，这是我在中央民族大学担任双肩挑的教学一线教授，扎扎实实干事情的14年。14年对于一所大学来说不算长，但是具体到一个人来说不算短。是中央民族大学“相中了”我，也是我“选择了”中央民族大学。我感谢中央民族大学和哈经雄校长给了我一个施展拳脚的平台，有幸能够把首都北京视为自己人生的第二故乡。
哈经雄校长带领中央民族大学跳墙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211工程”是由国务院有关综合部门联合提出，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的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工程。“211工程”部门预审工作启动于1994年4月，中央民族大学由于刚开始对“211工程”的意义和重要性认识没有完全到位，致使国家民委直到1997年11月14日才向国家教委发出《关于申请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预备立项的函》[民委（教）函字（1997）307号]。由于当时项目建设资金事实上未落实到位以及其他方面的原因，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申请报批进度迟缓，当绝大多数重点大学已经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有些动手较早的学校甚至已经进入准备整体验收阶段的时候，中央民族大学才在“211工程”“九五”建设的收尾阶段慌忙“挤进去”。经过哈经雄校长的艰苦努力，1999年1月21日至23日按照“211工程”部际协调办公室的部署，国家民委组织专家组对《中央民族大学“211工程”建设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进行了论证和立项审核。国家发改委于1999年11月16日，正式批准“同意中央民族大学作为‘211工程’项目学校，在九五期间进行建设。”所以，中央民族大学曾被兄弟院校戏称在最后一刻“跳墙”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因而在“211工程”“九五”建设期间，国家对中央民族大学没有给予任何实质性的资金投入，哈校长可谓为中央民族大学进入“211工程”“九五”建设呕心沥血。我于2002年4月由法学院院长调任学校科研处处长、校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兼学校“211工程建设”办公室主任，因而我最清楚对于一所大学来说，能否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是多么的重要，也最清楚哈经雄校长为此所付出的辛劳。在王彦书记当时还没有到任，学校几乎处于“一穷二白”的情况下，哈经雄校长在最后一刻带领中央民族大学跳墙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其胆识和能力实在不是一般人所能具备的。哈经雄校长为中央民族大学在国家“211工程”建设行列稳住阵脚，为中央民族大学后来在荣仕星校长带领下进入国家“985工程”建设行列，以及为中央民族大学后来的稳健发展是功不可没的。在中央民族大学发展的历史上，除了学校创办时期的异常快速发展之外，发展得最好和最快的时期也恰恰就在我调到中央民族大学工作这个阶段。我以为这个阶段发展的起点是1999年学校被批准进入国家“211工程”一期建设行列；大发展的契机是2001年校庆50周年之际朱镕基总理来校视察，代表党和国家提出要“把中央民族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的民族大学”；发展的制高点是经过方方面面的艰苦努力，学校于2004年进入国家“985工程”重点大学二期建设行列。我已经于2018年6月65岁的时候从中央民族大学退休了，现在回过头来看，我没有辜负中央民族大学和哈经雄校长对我的殷切期盼，我本人在当时条件极其艰难和情况无比复杂的环境中，实实在在地领导和参与了学校一系列“重大改革方案”的研究、制定和执行工作，脚踏实地的参与了学校进入国家“211工程”、“985工程”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活动，以及组织实施“211工程”、“985工程”的具体建设过程，为中央民族大学实现整体的跨越式发展，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为中央民族大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尽到了自己的微薄之力，也尽到了自己应当担起的一份责任。
（作者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
